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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纪实价值的存在与判断
时间:2016-07-23 22:27:47

——从晋察冀画报看摄影的史学任务

   

    如果一件事实不是从判断作用的角度加以考察的,则毫无用途;如果一项判断不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则不过是骗人的。  

                                                     一一I·文杜里   

   

在我国“摄影热”的几番升温之中,我们处处都能看到“艺术”和“纪实”之间的短线较量。《世界新闻摄影展览》的展出可以说是一次高潮。这些较量有意无意地始于我国摄影繁荣之中的“模糊意识”,因为我们无法说清谁是谁非,因此种种较量的本身并不意味着谁将说服谁,谁将战胜谁,只是一种存在的展示、一种实力的展示。然而事实上这是摄影史上,自摄影可以纳入艺术之后不止一次地出现的自我反省的延续。这种反思型的短兵相接,最终要求重新确立摄影的自身形象和地位。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些不为人们注意的短线较量却在一系列更宽泛的哲学、心理学、思维学、文化学领域展开。又一次触及到了摄影本质摄影与生命、摄影与文化,摄影与社会的深层思考。它要求能唤起理论界强烈的历史见识和勇敢的批判精神。为此,我们有必要从根本上即从摄影的史学角度重新认识摄影作品的存在价值,并努力为自己创造物做出某种价值的判断。我们希望本文的这个尝试作为一个被唤醒的历史意识有助于我国摄影史学任务在理论上的确立。

 

 

150年前,随着摄影术的问世,人们曾以极大的兴趣认识了这样一个奇特的创造物,这就是能够留下人类自身形象的工具一一照相机。在以后的l50年中,人们又以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认识着这个创造物为增进人类进步所起到的作用,看来这种认识要比发明这个工具更为艰难。因为人们似乎很明确“摄影术”降临世界的全部意义,而事实上却是含混的,起码并不明确全部意义,特别是当这个先进的科技工具受到传统艺术观念冲击的时候,人们反而会怀疑甚至动摇人类为什么要发明这个工具的本意。时而重新开始近乎原始的寻根探源。的确,要恢复“摄影术”的本意,用今天的艺术眼光,用新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当代摄影艺术的一部分,并不容易。这正是一个半世纪以来,摄影在“艺术”和“纪实”之间所走着的一条形似“之”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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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于1989年入选山西省摄影理论研讨会文集

 

在摄影术发明之初,人们为获得摄影是一门艺术的称号而竭尽全力,可是不久人们就意识到这样的先进工具去代替画笔的可笑,不说是错误,也是一种误会。于是人们重又寻找摄影自己的表现领域一一纪实。

然而长时间来,摄影纪实的努力时常处在被艺术的诱惑之中。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或是不屑去认识摄影自身价值的存在,因此,当摄影完全可以自由漫步艺术殿堂的时候,人们却又时常发生莫名状的困惑。记得《世界新闻摄影展览》在北京获得意外的成功之后,人们把这股涌突的新闻摄影热比喻为给中国的“摄影热”吹来一股清风,是有道理的。其道理在于“摄影热”并不是“艺术热”。好象在这股清风里,我们才意识到高尔基所说的“艺术家不是给现实照相”并没有贬低摄影的错误,是对的。因为只有摄影家才有照相机,才有能力为现实拍照。摄影家可以是艺术家,也完全可以是自己的这个“家”一一摄影家。这是一种超越,这种超越完全在于摄影家本身对摄影存在价值的认识和把握。只有当我们面对那一幅幅“目击世界,震撼心灵”的作品时,才会感到这种认识和把握是多么必要而且重要。因为堪称“今天永远比昨天重要”的新闻摄影作品居然在时过境迁之后又以那么大的力量赢得了观众。这种力量来自摄影的自身价值。

事实上为证实摄影自身价值的存在,中国摄影家和世界摄影家一样为之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在中国解放区摄影史上这一章早就开始了,在进入抗日战争的第五个年头,晋察冀画报的出版更为这一篇章增添了光彩。

晋察冀画报史为时并不长,从194251日画报社成立开始到1948528日结束,为时六年。在解放区摄影史研究中人们习惯将晋察冀画报史追溯到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的成立,这样从1939年算起也仅仅九年,在这九年中,晋察冀的摄影工作从培训队伍,建立网络人手,奇迹般地完成了大规模印刷系统的建设,先后出版图册、画刊18种,总发行量约98万余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晋察冀画报,前后共出版了13期,发行5万册。具有代表性的创刊号出版于194277日,即抗日战争五周年之际,创刊号全册96页,刊登了近50名摄影工作者的150幅力作,集中反映了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实况。因此晋察冀画报实际上横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重要时期,为我们提供了前后11年中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实记录。13期画报装载了11年中历经艰辛的边区军民的喜悦、愤怒和哀怨,留下了我国人民在历史长河的这个断面上那难以泯灭的印迹。面对这庞大的史实集合,我们同样感到了震撼心灵的力量,同样感到了摄影自身价值的存在。那么摄影纪实所揭示的到底是一种什么价值?其内容是什么?我们又应当如何估量这种价值的存在?   

在目前摄影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从摄影纪实角度提到的有关价值的概念大概有四种,即新闻价值、史料价值、形象价值和艺术价值。

如果说摄影的这种价值就是新闻价值,那么受到时效性限制的作品本身就很难体现这种价值的永恒意义,在受到强烈感染的世界优秀新闻摄影作品面前,我们所接受的显然不只是“新闻价值”所给予的体验;如果说是史料价值,那么它明显地不能说明摄影这种自身价值的当代精神和现实意义。这种作为史料的实用价值与新闻价值一样不足以表达摄影术发明之初人类最强烈的纪实欲望,不足以体现摄影在150年中为人类历史留下宏篇巨制的力量。   

如果说摄影自身的价值就是形象价值,那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摄影的形象价值。在新闻摄影理论研究中,有人提出形象价值是指“新闻事实具有的足以值得和适合用形象来表现的素质”[1],这个定义明显地是针对具体的被摄影对象的,是指事实本身是否具备足以用来作为摄影,纪实的条件。从这个定义出发,形象价值概念本身并不包括作为摄影作品的价值含义,它只能是一个如何认识和取得形象的标准。

事实上更多的人会认为摄影的这种价值只能是艺术价值,不然的话摄影纪实无法冲破时空的限制;其实不然,考查艺术的源头,“纪实”和“艺术”可能不曾分家,然而不同的使命不得不使这对孪生姐妹分道而行。人类带着一种使命感不断更新纪实工具,直到摄影术的发明。纪实手段才得到完善。“纪实”和“艺术”的确存在共处的地带,至今也还不能认为我们所提出的摄影这种自身价值与艺术价值就全然无关,但是这两种价值毕竟出自两个有别的领域。“纪实”和“艺术”有各自的美学形态[2]。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因此,摄影的这种自身价值不是艺术价值,而只能是与艺术价值同时存在的通过纪实手段而取得的又一种价值。

    这里我们称摄影的这种自身价值为摄影的纪实价值。


[1] 《试论新闻摄影的形象价值》1983 羊慧明

 

对“价值”概念的含义至今在理论上并未取得一致,然而这个概念却在各个学科中广为使用。在经济学、哲学、伦理学及美学等学科中都有不同含义的阐述。各种解释在本质上一直没有离开“主观意志”、“客观理想”和受到人本身制约的“行为目的和手段”的思考。苏联哲学家图加林诺夫曾这样认为“价值是自然和社会的这样一些现象(或现象的一些方面),这些现象是一定的社会或阶级的人们当作现实或理想来看的那些生活和文化的财富。”[1]在论争中,我国学者提出有过类似倾向的观点,即价值作为有益于增进人类进步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财富。

摄影术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颇为突出的综合现象,其价值首先是做为一种科技工具为增进人类进步所带来的物质价值;随即才有做为摄影作品的为增进人类进步所体现的精神价值。显然,摄影的纪实价值是由摄影作品所体现的精神范畴的价值。

那么什么是摄影的纪实价值呢?

    在晋察冀画报时事专刊的《发刊的话》中有这样写道:“现实它自己就是项伟大的史诗,我们只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让现实它自己说明一切。”这是明确地反映了纪实从“现实”经“记录者”再现“现实”的三段式过程。第一个“现实”是事实。经过“记录者”即摄影工作者的摄影记录,然而回到了第二个“现实”即已成为摄影作品的被记录的事实。用第二个“现实”来“说明一切”,以证实摄影工作者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在这摄影纪实的三段式中,我们仅从“价值”概念出发,可以看出摄影的纪实价值应该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人的价值即事件的参与者和反映者的价值;再则是事实的价值,也就是事件本身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最后是传播的价值,也就是事件做为新闻被当即传播(新闻价值)或做为史料在日后流传(文献价值)而产生的意义。


[2] 《新闻摄影的纪实美初探》1983 丁允衍

[3] 《论生活和文化的价值》1960图加林诺夫(苏)

 

其中人的价值体现在纪实三段式的必然环节之中,事实的价值体现在第一个“现实”之中,而传播价值则体现在已成为摄影作品的第二个“现实”之中。人的价值是纪实价值的核心,事件的参与者是事实价值的核心,事件的反映者是传播价值的核心。

当我们翻阅时隔约半个世纪之久的画报时,使我们感到震动的显然不是时效已过的新闻价值,更不是实用的史料价值,它只能是体现在这个由摄影作品汇成的集合中的人的价值。过去虽然已成为历史。然而在一幅幅作品所记录的独特的瞬间里却交织着人们追忆和想象,在生命的流动中,人类从自己的过去看到了今天和未来,这是跨越历史局限的心灵和心灵之间的碰撞,;这是突破有限时空的生命与生命的续接。在一个个细微的摄影“场”里,我们感到是人类历史那宏大的“流”的存在,增添了用历史把握当代的勇气和力量。这就是摄影的纪实价值中的核心——人的价值的根本意义。

在摄影的纪实价值中,人的价值是个人的价值和人类的价值的统一。

分析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七月献刊》有这样两方面的描述:第一是“晋察冀边区的人民和八路军”“他们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辉煌魄丽的史传”(《七月献刊》第三自然段);第二是“在文化艺术战线上边区的摄影工作者、美术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以及科学技术专家们”  “用不息的劳作,创制了不少历史的画幅和传篇。”(《七月献刊》第十自然段)。前者描述的是事件的参与者,而后者正是事件的反映者。在这里参与者已不是简单地指参予某个事件的那些人,或是被做为记录对象的某个人,而是出现在人类整体事业上,与之利益相关的参与群。这里每个人都是参与者,不仅仅抗敌将士是参与者,无辜被害的百姓也同样是参与者,在人类历史的断面上,反映者何尝不是参与者呢?记者同样也是战士。事件的参与者和事件的反映者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他们共同导演了人类追求进步的史剧,是他们共同创造了摄影纪实价值。

美国战地记者乔治·施里克曾这样说:“我看见了士兵作战至死,我自己却是拿上上尉薪水而毋需作战的平民,我惭愧,因此我自励务求竭尽所能,把土兵们如何渡日又如何赴死,好好地报导给国内同胞知道……。”1987年获世界最佳新闻照片首奖的美国记者阿朗·赖宁格这样说:“并不是我对这种疾病(爱滋病)和它的症状感兴趣,最重要的当然是患者本人,但是还有与他们直接有关的人——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我很快发现人们低估了爱滋病的恶果,我十分清楚,必须引起人类社会各方面,诸如医药方面,财政方面和整治方面,特别是人际关系方面的注意。并作出各自的努力。”

这里我们听到的这些记者个人与整个人类命运的对活,是摄影与生命的交融,这使他们的作品根植在增进有益于人类进步的事业上实现了做为人的价值,正如爱因斯坦说的“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的作用。”因此,在摄影的纪实价值中,人的价值最终是人的合目的性的实现价值的体现。如果把人的实现价值理解为“自我实现”价值的话,那么这个“我”,正是小我(反映者)和大我(参与者)的统一。是事件反映者的个人价值和事件参与者的人类价值统一,只有这样摄影的纪实价值的体现才是最充分的。

摄影的纪实价值体现在人类最普遍的实现目的的过程中。

在纪实摄影上有成就的摄影家包括优秀的新闻摄影记者都十分注意和关切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现象。晋察冀画报并没有给我们留下赢得整个胜利的“实现目的”,却留下了为“实现目的”的完整过程。画报留下了如《冀中平原上的爆炸战》(19431月第2期封底)中的无名战士,留下了如《农家之夜》(19439月第4期封底)中为战土赶织纱布的农村妇女,摄影家站在人类整体事业的大潮中体察了这些战争中的平凡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不是明确的“实现目的”,然而却是赢得整个胜利的这个“实现目的”的必然过程。没有这些普通战士、农村妇女的参与就没有这个过程,也是没有“实现目的”。同时对每个人来说,生活本身就意味着“实现目的”,只有这些普通的“实现目的”的取得才能有整体的“实现目的”的完成。

在我们的生活中,目的的实现是一种成功的喜悦和快慰、而为之目的实现的过程却是一种艰苦的追求和思索。摄影需要把握这个过程,因为真正体现人的价值的并不只是成功的瞬间,而更多的却是为这个成功的取得而经历的奋斗过程以至无数次失败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目的”是个别的,而“实现目的”的过程却是普遍的。这些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纪实当然不一定有新闻价值、史料价值,然而作为摄影的纪实价值,它总是或多或少地体现着反映者的实现意识,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起着摄影纪实应有的作用一一强烈的真实感和可靠的实证性。

    摄影的纪实价值是事实的形象价值和作品的形式价值的统一。
    摄影纪实价值最终是通过摄影作品本身的形象来表达实现的。形象表达是如何将“第一现实”转化为“第二现实”,这是体现纪实价值的关键。这里涉及两个概念:一是事实的形象价值,它是指事实所具备的可供摄影记录的形象条件的完整性;二是作品的形式价值,它是指经过摄影者的选择而取得的表现形式的合理性。不难看出形象价值是针对再现对象的,而形式价值是针对表现形式的。这样摄影的纪实价值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下列“开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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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具有事实价值的具体事件有的不一定或不适应用形象记录来表达或暂不具备完整的形象条件,比如,“晋察冀画报社创制了轻便平版印刷机成功,受到了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嘉奖”和“晋察画报社改用铅皮制版印刷法,节省大量的铜版和化学药品”两个事件都同样具有事实的价值,但是前者形象条件充分可能具有较高的形象价值,而后者形象条件尚欠不足而不具有形象价值,这就是说,摄影工作者不仅要选择有价值的事实,而且要选择具有形象价值的事实,然后通过摄影镜头强化形式因素,使作品具有形式价值,这样,事实价值便转化为传播价值,从而使事实价值在传播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摄影的纪实价值的开式系统是摄影纪实三段式全过程的反映,我们称这个开式系统为摄影形象价值的总和。

综上所述,我们给摄影的纪实价值下这样的定义:摄影的纪实价值是指所记录的形象在增进人类利益的努力和为促进这种努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它是以人的实现价值为核心的形象价值的总和。

在晋察冀画报所留下的有限篇幅里,集中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大部分有代表性的优秀摄影作品。如,《大战长城岭》(沙飞)、《人民武装自卫队》(沙飞)、《轧棉花》(沙飞)、《白求恩大夫》(吴印咸)、《永远保卫晋察冀》(罗光达)、《埋地雷》(石少华)、《白洋淀水上游击队》(石少华)、《威震华北的八路军骑兵》(杨国治)、《篝火》(雷烨)、《黎明钟声》(江波)、《挺进坝外》(高明)等作品都是通过摄影家对摄影形象价值总和的把握,体现了摄影纪实价值的全部内容,它们雄踞了我国解放区摄影的高峰,是我国摄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以沙飞、罗光达、石少华为代表的晋察冀摄影群体意识,对我国摄影事业的发展一直产生着重大影响。它把我们从一历史断面上重新推向历史大潮的高处,使那些不曾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直接感受到了人类在整体事业的进取强烈的博动,大有我们曾从中走过,今后将如何之感,这种续接文化传统和预见把握未来的冲动来自于纪实价值的核心一一体现着人的实现价值的晋察冀优秀摄影群体和崇高的群体意识。

摄影的纪实价值将实证摄影不在纯艺术里,而在人的全部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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